2015年第4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人研究”专栏刊登了五篇专门评介我校朱德发教授学术成果的研究性文章，较为全面精辟地分析总结了朱德发教授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开拓性建树，赞誉他为学术研究呕心沥血的积极进取精神。五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著名文学史家、苏州大学教授范伯群先生，教育部社科委员、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刘中树先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谭桂林先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勇先生和我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魏建教授。他们均为共和国第二代和第三代学人的优秀代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范伯群教授在《〈朱德发文集〉：脑力劳模“体大思精”的结晶》一文中诚恳切实地论述了《朱德发文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的重要意义，重点探讨朱先生全景式观览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视野和海纳百川的人文胸襟，肯定他所提出的勘察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原则和三个标准，褒扬其饱满的学术激情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并盛赞朱先生在文学史研究道路上雄图大略地铺出了一条具有实际意义的体系性思路。 

刘中树教授的论文《反思·重建·拓展——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从反思、重建和拓展三个方面阐述了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称赞他不为观念所囿、不为环境所束的求真精神与探索意识，肯定他推动了从既定的政治结论去言说“五四”到从思想本体和文学本身去审视“五四”的历史转变。朱先生使五四文学从政治史逻辑系统与庸俗社会学话语的遮蔽中挣脱出来，完成了对束缚于政治思想路线的文学史观的反思、矫正和超越。刘中树教授还详细论述了朱先生的《中国五四文学史》这一重建“五四”文学史的标志性成果，从立体感和现场感两个角度对该书的学术维度和治史意图进行阐释。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朱德发先生在完成“五四”文学的建史工作后仍持续不断地关注“五四”及相关问题，并借助新的理论方法寻求新的突破和创新，积极参与有关“五四”评价问题的讨论，不断丰富对“五四”文学的认识和理解。 

刘勇教授的论文《浅论朱德发先生的文学史思想》，着重对朱德发先生独到而丰富的文学史思想进行了评价和阐发。他认为，朱先生治文学史重在“五四”，这恰恰体现了朱先生对现代文学这段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具体而言，他指出朱先生深邃与睿智的文学史思想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视点在“五四”，眼光在全局。鉴于西方文学之于现代文学的重要性，朱先生一直致力于西方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不仅如此，他还一再强调中国新文学应时刻立足于本土。正是基于对新文学民族性的高度重视，朱先生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二是以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绘就文学史“图谱”。他以朱先生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为例证，指出其对文学思潮流派关注的创新之处在于，并未像其他学者那样从具体流派入手进行研究与探讨，而是将整个20世纪的思潮流派囊括进自己的研究视野当中，以宏观视角对20世纪文学流派的发展规律、内部机制、基本特征以及复杂结构等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做到了历史评判与美学评判的结合，还做到了“点”与“面”的结合。三是以作品评析探寻文学史思想意蕴。刘勇教授以朱先生对《尝试集》的研究为例，谈到朱德发先生不仅在宏观上肯定了《尝试集》文学史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还结合具体作品对之作了微观探讨分析，从而弥补了《尝试集》研究的一些“空白点”。不仅如此，朱先生还将关注视点拓展到了当代作家，对莫言、张贤亮等作家的作品也进行了认真有效的分析。他从“里比多”这一视点切入《丰乳肥臀》的文本细读中，就为莫言的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介入视角。四是以文学史研究引领学科建设。朱先生深谙文学史所面临的困境，并积极致力于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设。为此他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这一概念，对文学史建构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评估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谭桂林教授的论文《思维·识地·体验——评朱德发新文学史学建构中的主体性研究》主要从文学史编撰的主体性建构这一核心问题切入，在文学史主体思维范型的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操作、文学史观念的探索三个层面论述了朱先生新文学史学的体系架构，并从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两个方面展开了他关于新的文学史主体思维模式建构工作的论述。谭教授从用文学史的“灵魂”概念取代“史识”概念和突出强调史家主体所拥有的价值评判体系的重要性两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朱先生在“史识”研究上的独特思路，并把他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应深入开拓的五个层面精练地概括为“新文学史重写五义”。最后，从强调体验的整体性、强调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生命体验的对应性、学术研究中生命体验的“本味”性等方面阐述了朱先生关于新文学研究主体生命体验的论述体现出的鲜明特征，强调新文学学术研究的生命品格。 

魏建教授在《试析“朱德发现象”》一文中强调，朱德发先生独特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应该当作“朱德发现象”加以研究的。这一“现象”包含一系列反常的内容：现象之一，五十多岁脱颖而出。朱先生曾说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生涯就应从1974年算起”，到了“知天命”之年，他以其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迅速“走红”，连续推出了多部学术专著如《五四文学初探》、《中国五四文学史》等，并且每年都有论文在国家级学术期刊发表。而他“走红”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他当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挑战性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引领性；现象之二，六十岁前后创造力越发旺盛。朱先生在六十岁的学术创造能量大大超过他成名的十年以前，不仅出版《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中国山水诗论稿》等多部学术著作，还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史哲》等著名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这一时期朱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探索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现象之三、七十岁上精力和思维“逆生长”。进入古稀之年的朱先生并没有出现龙钟之态，反而精力更加充沛，学术产品数量更多、档次更高。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范畴和学术命题，如“现代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就很能说明问题。现象之四，八十岁依然站在学术前沿。到了八十岁，朱先生依然站在学术前沿，更为难得的是这三十多年他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细究这一奇迹背后的秘密则是，他始终关注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不断向自我挑战，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对于学术的献身精神使他保有三十多年的学术高峰期。魏建教授对“朱德发现象”的分析既有趣味性，又重在学理性，不仅具有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意义，还具有人才学和老年学研究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目前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刊物，以往也曾开辟过介绍学界历史人物的研究专栏，但对于像朱德发先生这样当代著名学者的专门研究和专门介绍，还属首次。而且，该专栏的研究规模之高、之大也是令人瞩目。五位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所贡献出的五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共同呈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宏大面貌和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