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在安作璋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六十周年，又逢八秩华诞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记者：看一些传记文章上提到，您１０岁就小学毕业了，上大学以前的求学经历又是很艰苦的。想请您向读者谈谈您早年的学习和生活，您的家庭在您的早期教育中影响大吗？
　　安作璋：当一个人过了耄耋之年，再去回首青少年的经历，许多往事可能早已淡如云烟。然而有些在别人看来是很平凡的事，至今却仍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自从我识字时起，最先留在记忆中的就是我家黑漆大门两边的那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就是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记得小时候，老人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宋朝大学问家苏舜钦，好饮酒又放荡不羁。他曾住在岳父杜祁公家中，每晚读书都要饮酒一斗。祁公感到很奇怪，暗中观察，原来他是在读《汉书》，每当读到快意之时，便饮酒一大杯。祁公不禁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也不算多。”用《汉书》下酒，足见其感人之深。我后来读《汉书》的兴趣，就是受了这个故事的启发，这也算是我最早接触历史吧！
　　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曹县县城沦陷。我因不愿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毅然随父母迁到乡下读私塾。在家庭的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我先后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前四史等书，这也为我以后学习历史特别是秦汉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１９４４年，我随着当地大批爱国师生辗转来到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学习。当时正处于抗战紧张之时，在这所流亡中学里，我们住的是临时用土坯垒起的破草房，有时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窝窝头，而绝大多数同学又与家庭失去了联系，身无分文，处境十分艰难。更为严重的是，多种疾病又在这一带流行，我也未能幸免，除了危及生命的猩红热以外，诸如疟疾、疥疮和关节炎都降临到我的身上，特别是关节炎，夺去了我双腿的健康。支持我继续生活和学习勇气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来激励自己。１９４７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大学四年，由于经济困难，不得不半工半读。但有众多知名教授、学者的谆谆教导，图书馆和国学研究所中琳琅满目的书籍，使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如愿以偿。在四易寒暑的八个假期中，有七个假期我都是在图书馆度过我的大学四年（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１年）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乾嘉考据学派求真求实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为我后来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５１年大学毕业，我便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工作。真是弹指一挥间，差不多半个多世纪就这样过去了。
　　板凳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记者：您在历史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很多渴望成功的年轻读者希望能了解，您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安作璋：首先，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是在解放前的战乱中度过的，解放后又在极左思潮中经历了多次运动，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当我向前迈进一步，做出一点成绩，总是受到党组织亲切的关怀、指导和帮助，并给予很高的荣誉。
　　其次，应归功于那些教诲、关心、爱护和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特别是一些前辈学者的教诲和提携使我受益匪浅。仅在齐鲁大学读书期间，亲自授业的老师先后就有胡厚宣、栾调甫、张维华、朱东润、莫东寅、韩连琪等先生。他们都是学识渊博、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我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学到了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大学毕业不久，我还得到了以往从未见过面的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提携。记得那是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我将大学时的习作《西汉的西北屯垦》、《论西汉农官建置及其作用》两文寄给邓先生请教，邓先生当时担任《光明日报》史学版的主编，没有想到，不过三个月，我的文章连续在《史学》上发表。后来这两篇习作收录在我的第一部史学著作论文集《汉史初探》中。这本书现在看来虽然十分肤浅，但在当时青年学者中却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后，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固然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与自己本身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我传授一些治史的秘诀，我就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没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的。凡是有成就的学者，都要经过长期热桌子与冷板凳的锻炼。”前辈学者所说的“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是这个道理。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记者：除了教学和科研，您的休闲时光通常是怎样度过的？
　　安作璋：虽然我是一位历史工作者，但也是一位普通人，有着常人的爱好和情趣。我喜欢书法，很多学者和朋友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书法典雅隽秀，带有书卷气。”日本学者们也都视若珍品，但我从不轻易示人，我认为这是一种自我陶冶，不足为外人道也。虽然我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我的足迹却留在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我登过河南的嵩山、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眉山、青城山以及山东的泰山、崂山。我到过许多历史名城和古代遗址，也到过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讲学和游历。这对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游山玩水，而是借此开拓胸怀，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历史的格言，也是我生活的一种乐趣。
　　
　　述往事
　　思来者
　　
　　记者：安先生以研究秦汉史著称，大家对于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比如秦始皇、汉武帝非常感兴趣。请问安先生对这些人物有什么评价？
　　安作璋：在历史上，秦皇、汉武往往并称，一个被誉为“千古一帝”，一个被誉为“冠于百王”的“二十四朝皇帝”；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历史上的“暴君”。就对他们的评价而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千年来几乎史不绝书。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总是会用新的时代的眼光来审视过去的历史，对他们进行新的评价，做出新的诠释和结论。再加上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等作者、编导们不断地“艺术加工”，甚至戏说，看来距离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似乎越来越远。历史学家应当实事求是地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当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要想完全恢复其本来面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又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希望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使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是非功过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历史地位。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和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空前大统一的时代，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北方匈奴族、东北朝鲜等族、西域各族、西南夷各族、南方的越族等多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祖国疆域初步形成的时代，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还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通过对秦皇、汉武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个时代；反过来说，了解这个时代，也可以更全面深刻地了解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皇、汉武这两个历史人物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例如因时制宜的转变和制定治国方针和政策问题，选拔接班人的问题，对待知识分子（古代儒生）的问题等，汉武帝都接受了秦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正如司马光所说：“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此外，如秦皇、汉武的用人思想、用人制度和用人政策，在财政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建立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以及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等，都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是秦皇、汉武的思想、言行、业绩及其影响，却是不能也无法抹掉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著作《史记》是“述往事，思来者”。其目的很明确。今天我们研究秦皇、汉武的“往事”，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思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