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３月２１日起，本报推出了以关注齐鲁文化、探讨新时期山东精神为主要宗旨的“山东精神·山东人”大型报道活动，其中，“走南闯北山东人”、“名家眼中山东人”、“谁不说俺家乡好”、“俺看这位最‘山东’”及山东形象大使评选活动一经启动，便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为进一步梳理齐鲁优秀精神财富，本报自今日起特推出“专家解读山东精神”专栏，邀请专家、学者对山东精神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以及新时期山东精神的现实意义进行详细解读和剖析。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建先生，为我们分析从“齐、鲁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广义的“齐鲁文化”是个空间概念，指的是山东的地域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既有空间的含义又有时间的含义，特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创造的文化。专门研究齐鲁文化的学者大都使用狭义的概念。
　　一、齐文化：务实精神，变革精神，开放精神
　　齐、鲁两地的统治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
　　在齐国，经过姜太公、齐桓公、晏婴等几代英明政治家和以稷下学宫为代表的杰出知识分子的努力，实现了强国之梦，也使齐国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的中心。
　　姜太公封齐之后，以武力的强硬征服了莱夷等部族的反抗，又以文化上的宽容吸纳了东夷土著文化。这种宽容突出表现为“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之策。姜太公对齐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经济路线是推行“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以农工商并重富民强国；其政治用人路线是“尊贤尚功”、“礼贤下士”，使一大批出身寒微的政治家走上齐国的政治舞台，并形成齐国的一种用人传统。如太公之后的管仲和晏婴，都不是贵族出身，却成为治国贤相。姜太公为齐国和齐文化确立了因俗立国、工商立国、尊贤立国的三大传统。
　　齐文化走向成熟的时代是齐桓公称霸时期。齐桓公继承了姜太公的治齐路线，又有新的发展。他对内强国富民，对外“尊王攘夷”，成就了自己的赫赫功业。在管仲的辅佐下，他为齐国创造了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为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的“尊王攘夷”的政治、军事实践，保护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免遭夷狄武力的破坏，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他“九合诸侯”，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各地域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增加了齐文化的包容性。
　　晏婴相齐时期，齐文化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晏婴调整了早期齐文化相对重视物质和军事而忽视精神文化建设的倾向。他提出“以礼治国”。他又是春秋后期最积极地倡导和实践民本思想的政治家。晏婴吸收了周鲁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继承管仲的“民为邦本”的思想，并加以深化和具体化：在理论上他对民、君、国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更系统的阐释，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保民、爱民的措施和主张。晏婴的思想对稷下学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齐国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齐国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仅是齐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标志。稷下学宫最大的功绩，是在它的带动下，形成了战国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它为多种学术思想提供了讲学著述场所和论辩之地。它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和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而且为中国政治和中国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兵学是齐文化的重要内容。先秦时代兵学发达。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司马兵法》、《吴子兵法》等。前四种均为齐国人所著。特别是齐人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关于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和治军理论，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最高成就，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在齐国８００年的历史上，齐文化发展成为以务实精神、变革精神和开放精神为特征的区域文化。
　　二、“周礼尽在鲁矣”
　　周公长子伯禽治鲁后形成的鲁文化，是周公制定的礼乐文化与鲁地固有的商奄文化、东夷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文化传递关系而论，鲁文化主要是继承了周文化。尊礼，是周文化的突出特色。自从“周公居摄政６年，制礼作乐”以后，周礼渗透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内化为周人的行为准则。伯禽治鲁，把周礼带到他的统治辖区。伯禽上任后按照周公“尊尊而亲亲”的方针，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策略，试图变革当地的东夷俗礼，使鲁国成为周文化在东方的试验场，成为东方化了的“礼仪之邦”。鲁国农业、手工业的相对发达和商业的相对落后，使得鲁人安土重迁而较易于接受“礼”的教化。西周衰落之后，中原各国呈礼崩乐坏之势，受周代礼乐文化熏陶最深的鲁国便以周文化的正宗自居，故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周礼的权威性，加之鲁地原本是古老的文化中心，具有历史悠久、典籍丰厚的环境条件，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必然在这块土壤上滋生和发展起来。儒的迅速发展，体现了礼乐文化的发达。儒家文化在鲁国产生，说明这里是礼乐文化最肥沃的土壤。
　　鲁文化的发展是与儒家文化和私学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孔子首创私人讲学，其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了全新的中国教育形式，还在于它实现了高雅文化从官府向民间的转移。私学的出现使中国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的对象由贵族子弟转向全社会，如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传统。教育的内容由“先圣礼乐”、“君臣之礼”转向社会所需。教育的民间化带来了学术思想的民间化，这为独立的知识阶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私学由于摆脱了官方的控制，不再视官爵为最重要，而以道为最重要。对“道”的争辩，必然就会产生见仁见智的学术派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学术派别——儒家，就在这里诞生了。
　　“仁”、“礼”、“德”、“义”、“信”是鲁文化的重要理念。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范畴是“仁”。他以“仁”释“礼”。“礼”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是他的创新部分。他的仁学思想，突出了人性心理本位原则。他把抽象的“仁”和“礼”贯彻到日常生活和伦常感情之中，要把爱推广到普遍的人际关系中。鲁文化特别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民。“德”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鲁文化对待“义”与“利”的关系，以“义”为重，形成崇德尚义的价值观。诚信是鲁文化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其典型代表是鲁国思想家柳下惠。鲁文化与儒家思想一样，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特征：主要关注的不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世界，而是如何以实践行为改造世界。
　　三、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互补性，使得整合后的“齐鲁文化”具有极强的张力，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鲁两国地理相连，既无连绵群山之阻，又无浩荡江河之隔，且又有共同的东夷文化之源。因而，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过。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会盟、战争、婚姻和学术等方式进行的。
　　孔子适齐使儒家思想对齐国产生了最初的影响。孟子两次赴齐国，前后生活长达近３０年，被齐王授予上卿之位。孟子在稷下长期讲学，对于推动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渗透，起到比孔子更深更广的作用。齐文化因其学术民主、广开言路、兼容并包的泱泱大国风度，接纳了周鲁文化的影响。
　　齐为周朝封国，在周初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周文化对齐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西周衰落以后，“周礼尽在鲁矣”，所以晏婴相齐的“以礼治国”，既是宗周文化向齐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同时也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相互融合。其民本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周鲁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多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汇，但在山东地区则主要是促进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合流。齐文化中最先引起鲁人浓厚兴趣的是齐国音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季札在鲁国赞《齐》乐：“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随着齐国的日渐强大，越发显示出它在政治经济上高于鲁国的文化优势。管仲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就了齐桓公的赫赫霸业，而且在思想上影响了孔子等当时的许多文化巨子。孔子吸收他“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富民强国的政治主张，进而把它提升到“仁学”思想的高度。孟子在齐国，既向齐国传播鲁国的儒家文化，同时也在接受齐文化的精华。
　　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对立的质素。这些对立质素使得齐文化和鲁文化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在政治方面，齐文化尚霸道，鲁文化尚仁道；在经济方面，齐文化讲求农、工、商共同发展，鲁文化讲求以农为本；在法律方面，齐文化重“刑政”，鲁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齐文化主张力兴霸业、一匡天下，鲁文化主张弘扬王道、平治天下。齐地文化与鲁地文化之间的这些互补性质素，使得整合后的“齐鲁文化”具有极强的张力。两地文化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合流后的“齐鲁文化”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