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济南通史》正式出版发行。作为《济南通史》的总主编，对于此书的面世，安作璋先生无疑是最为高兴的人。作为一部规模庞大、内容繁杂的多卷本史书，《济南通史》是如何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它的完成，对济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又有着怎样的意义？9月11日，记者来到山东师范大学宿舍安作璋先生家中，聆听这位著名历史学家讲述《济南通史》的成书过程。

    热爱济南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是成书基础

    今年81岁高龄的安作璋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表达清晰，特别是对于历史学方面的知识，老人信手拈来，不假思索。

    安先生介绍，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都非常重视区域史的研究，充分发掘地方史文化资源，地方性的多卷本通史著作大量涌现，省会城市如武汉、长沙、广州、太原等都先后编纂出版了通史著作。我省聊城、青州等市也都编纂出版了多卷本通史。早在2005年，济南市委宣传部和济南社科院就开始着手《济南通史》的编纂筹备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

    2006年春，《济南通史》编纂工作办公室聘请安作璋先生担任此书的总主编。作为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曾主编《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和《中国通史》的“秦汉卷”，具有丰富的编纂大型通史类著作的经验。

    接到邀请后，安先生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在安先生的主导下，确定了《济南通史》各卷主编及主要撰稿人。“我们主要考虑了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济南大学以及济南社科院等驻济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一是方便平时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这些人也对济南的历史更为熟悉。在编纂人员的选择上，除了要熟悉济南、热爱济南，更重要的是要学有专长，在历史学方面有所造诣。另外，所有参与的主编和作者，都要树立大局观念，具有团结协作精神，这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高素质的编纂队伍对于此书的按时完成至关重要。

    从编纂人员名单上，可以看出《济南通史》聚集了老中青三代历史学者。“《济南通史》的写作，只是一个开端，以后还要有一批人从事专门史等史学著作的写作。我们不但要完成这部书的写作，更要准备一个梯队，锻炼一批青年学者，使我们的事业能后继有人。”

    沿用《中国通史》、《山东通史》的体例，独创各卷本加“前言”

    据安先生介绍，在传统史学领域，史书的体例主要有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的编年体，如《左传》；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纪传体，如《史记》；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的纪事本末体，如《通鉴纪事本末》；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政书体，如《通典》。近代，又有从西方传来的教科书体，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即是这种体例。“这几种体例可以说是各有优劣。《济南通史》沿用《中国通史》、《山东通史》的体例，并根据济南的历史实际而略加变通。”《济南通史》上起远古下迄当代。按时间先后顺序，共分为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清卷、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另附文物考古与山水园林名胜卷。全书一至七卷，各卷都分为前言、综述、典志、列传、大事年表五个部分。安先生解释，“前言是《济南通史》所独创，主要以自序的形式说明这一时期济南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前人研究成果，本书主要的研究成果及不足等。前言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读了前言，就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了大体的了解，因此可以说是这一卷的精华。”《济南通史》吸收了以往、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研究成果，并力求在济南的历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济南通史》典志部分，介绍了济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民族以及社会风俗、外事侨务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很多部分都是以往史书没有涉及的。也为以后济南历史研究特别是专门史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

    大量史料证明：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虞代”

    在《济南通史》中安先生提出，大量史料证明，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虞代。而这也是《济南通史》第一卷主编、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张华松教授多年来一向坚持的一个学术观点。张华松教授对记者说，许多先秦典籍中，都有对于“虞”的论述。如《墨子·明鬼下》：“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乎商、周、虞、夏之记？”《左转·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总之，都认定夏商周三代之前还有一个虞代。

    另外，虞代的世系，根据战国成书的《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左传·昭公八年》等古籍也是可考的。

    安先生解释，所谓虞朝，并非周、秦、汉、唐那样的王朝。事实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虞只是一个东夷部落或邦国，只是到了虞舜的时候才得以取代唐尧而成为黄河流域的共主。济南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虞舜文化的遗迹，尤其大舜耕稼的历山(即千佛山)，更是济南的旅游名胜。对于《孟子》、《史记》等典籍中有关舜耕于历山的传说，从中折射出许多历史的影像，比如大舜淘井，表明当时济南地区已经有了水井。这与《世本》有关东夷人“伯益作井”的记载以及城子崖龙山文化数口古井遗址的发现，是相符合的。安作璋先生提出，虽然这些是传说，但其中却包含许多历史事实：水井是人类开始定居生活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井城邑出现的重要条件；舜的弟弟象谋财害命，反映了当时财产私有化；舜以德报怨，对象说：“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意思是，你替我去管理那些臣民吧。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阶级分化。这些都说明虞代已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了初具规模的国家形态。（本报记者 陈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