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许多商业集团，都把《孙子兵法》列为高层员工的必修课之一。国内也有许多商业巨子通晓《孙子兵法》。齐鲁兵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商场犹如战场，在商业经营中策略的应用十分重要。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兵学就被应用于商业。范蠡归隐，定居于陶，以兵法谋略运筹货殖之事，富冠天下。与此同时，大商人白圭以孙、吴兵略经商也大获成功，《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白圭的经商经验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如今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许多商业集团，都把《孙子兵法》列为高层员工的必修课之一。国内也有许多商业巨子通晓《 孙子兵法》。齐鲁兵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齐鲁兵学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堪称中国兵学文化的典范。宋神宗元丰年间，官修《武经七书》作为兵家必读经典，其中《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四部兵学著作都出自齐鲁大地。这充分说明兵学文化是齐鲁文化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
    齐鲁兵家文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周初年，是齐鲁兵家文化的萌始时期，其标志是齐、鲁封国后姜太公和周公军事思想的形成。第二阶段春秋时期，是齐鲁兵家文化的正式形成时期，其标志是管仲兵学理论的形成及《孙子兵法》的问世。第三阶段战国时期，是齐鲁兵家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其标志是吴起、孙膑、田单在军事实践中的活跃和《孙膑兵法》、《吴子》、《司马穰苴兵法》等军事理论著作的出现。秦汉大一统局面形成后，齐鲁兵家文化便不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与其他地域文化一起融入了整个中华文明之中。
    秦汉以后，研究齐鲁兵学逐渐成为一门学术。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两汉时期曾三次编订古代兵学著作，其中包括对齐鲁兵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整个魏晋隋唐时期，对齐鲁兵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兵书的注解上，最大限度地阐释齐鲁兵学的军事理论，以期在军事实践中灵活运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魏晋隋唐时期距春秋战国时期年隔已久，人们对齐鲁兵学理论的文字表达已不易理解，所以注家纷出。这一局面的出现，对齐鲁兵学的流传和光大起了重要作用。到宋朝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宋与辽、夏、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军事上处于被动局面，从而激起了人们对兵学研究的兴趣。宋仁宗时修《武经七书》，设立武学，齐鲁兵书由藏之名山大川，开始走向官学，成为专门的兵学教科书。宋人吉天保辑有《十家孙子注》，将诸家注解集在一起，是宋人对齐鲁兵学的一大贡献，但由于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研究兵学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迂腐的一面。加之宋代火器已经发明并在战场上应用，齐鲁兵学理论与现实发生了一定的脱节，于是齐鲁兵学研究也走入误区，即过多注重文献研究，而缺乏对齐鲁兵学理论的阐发。明清时期有关齐鲁兵学研究的著作多达二百余部，他们以忧患意识，立足于实用，积极探索抵御外侮内患的军事斗争理论。但也有相当多的兵学著作是为武科应试服务的，只注重对各篇篇旨、节旨及重要文句的阐述和注解，从而失去了研究价值。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齐鲁兵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研究的视角和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齐鲁兵学的现代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齐鲁兵学的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现代价值除了商业运用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群体意识。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的精神，在齐鲁兵家文化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姜太公、管仲、孙武、孙膑、吴起等齐鲁兵家，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无不重视集体的力量，正是他们将自己的军事谋略与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胜利。当周文王向姜太公询问治国用兵之道时，姜太公说“亲合而事生之”，即只有亲爱团结才能事业成功。孙武认为“上下同欲者胜”，即将帅与士卒同心协力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孙膑在论述作战胜利的条件时也说“得众，胜；左右和，胜”，这里“和”就是团结，就是发扬群体意识。
    自强不息。面对形形色色的恶劣环境，不畏困难，积极进取是齐鲁兵家的优良传统。姜太公在佐助武王伐封时，卜龟不吉，出师时，军旗又被大风折断，众人畏惧，只有姜太公劝武王继续进军，誓于牧野，大败商封。周军正是在姜太公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下，才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中强调的“勇”，并不是鲁莽，而是包含着勇敢、坚毅、果断等素质。一个“勇”字，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崇高精神。吴起在《吴子•论将》中说“ 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这种宁可光荣战死，决不忍辱偷生的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具体表现。
    以身作则。齐鲁兵家都是统帅数万乃至数十万大军的将帅，士卒们所以能前赴后继、一往无前，将帅以己正人、以身作则的典范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司马穰苴强调“正则”，所谓“正则”就是以己正人，只有以身作则，才能使士卒心悦诚服。吴起为将，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携带兵器粮食，与士卒同甘共苦。有士卒患有疽病，则自吮其脓，从而赢得了士卒的衷心拥戴，无论何时何地士卒都能听其支配，所向无敌。
    爱好和平。向往和平，反对战争，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尽管齐鲁兵家都以兵学立身，但他们无一不反对战争。姜太公主张“文伐”，即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相对残酷的战争而言，文伐无疑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孙武强调“全胜”，实现全胜最好的途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中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兵攻城”，所谓“伐谋”、“伐交”，实际上是利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避免战争。
    以人为本。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强调人的意义，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宣扬人的主体意识。姜太公封齐后，周公问何以治齐，姜太公答以“尊贤尚功”，即尊重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崇尚和奖励对国家有功的人。姜太公还反对卜筮迷信，对当时盛行的占卜不以为然，他说“枯骨死草，何知而凶”，这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堪称是惊世骇俗之举。春秋时期，民本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武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 必取于人”的思想，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数量大大增加，在这种环境下，孙膑提出了“间于天下者莫贵于人”的思想，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此文发表于2010年1月6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