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底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文化结构的耦合运动而变动，构成社会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规模之大、人员之复杂、忍耐性之高都是世界所没有的。
    ■汤安中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中国经济时报》在圆桌论坛（１０．１６）刊发了一篇题为“‘新底层’的现实意义“的专家谈话录，我认为“新底层”的概念很有新意，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任何一个新概念出现时，常是争论不休，“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已出现数百年，至今仍存在争议。争议并非坏事，科学能不断发展，正是争论的推动。我认为，对“新底层”的概念，目下看法不同，并不足为怪。
    我以为编者在按语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值得学者们深思。编者问道：“‘新底层’的特点是什么？产生的原因何在？它的存在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问得深刻、问得好。
    根据我对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发展轨迹的研究，“新底层“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带有必然性。它是中国社会结构不断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松散的集，它绝不是已固化的阶级，它在运动中，时快时慢，时大时小。这个集的特点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流动性。这个集的组成分子，今天可以是农民工而明天则是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或在街头巷尾流动的小商贩、小业主，也有可能又回到农民的“原点”；或者今天是民办教师、家庭教师、家政服务员，明天是某公司的低级员工，甚至是酒店大堂服务生，而有的今天还是衣食难保而明天突然成了小老板、公司经理，温州８０％以上的老板就是从这个“集”中脱颖而出的。这个“新底层”的不稳定性表现在，它总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国内政策的变化时而快速膨胀、时而猛然收缩，运动时快、时慢，它与外部的矛盾时大、时小，处理不当则爆发为公开的对抗。这个“新底层”的成员，流动性大，今天可能还在东北某小镇打工，明天可能在上海、后天可能跑到深圳，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或青年农民工，通过亲朋好友相互介绍，小小年纪在两三年即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毋庸置疑，这个十分庞大的“新底层”，过去曾给城市社会带来众多“麻烦”，现在仍然给城市社会造出了一个个“麻烦”，将来还会继续制造新的“麻烦”。可是用辩证的观点去看这个“新底层”，他们又是大都市绝不可或缺的建设者、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其人数在大城市有数百万、中小城市有数十万之多。从宏观考察，他们又是经济社会运动的缓冲“地带”。当世界金融危机恶浪迎面扑来时，２００９年春节期间出现了２４００万农民工的返乡潮，其人数相当于法国全国就业人数的８０％。中国虽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突然失业群，但并没引起全国的恐慌与混乱，全国的生产、生活秩序仍然有条不紊。这是因为，中国这个“新底层”作为缓冲带，有力地挡住了这股恶浪冲击。其实，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曾发生多次经济社会大动荡，每次都因有了“新底层”作为缓冲带而避免了过大波动。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正是“新底层”的不稳定，抗击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这个“新底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文化结构的耦合运动而变动，构成社会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规模之大、人员之复杂、忍耐性之高都是世界所没有的。它还处于初期的动态变化之中，它的边界模糊，并没要求固化自己，因为它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方式，“新底层”们总是竭力冲破“封锁”成为被人尊重的老板或白领阶层或政府公职人员。
    显然，这个“新底层”随着改革的深化，它的自身状况应该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就业越来越稳定化，工作条件与生活状况会越来越好，它的“总体”会渐渐变小，越来越多的成员将融进社会的各种固定社会结构中。但是，我们若出于同情与义愤，企图于一夜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不仅是徒劳无益，还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前文已谈到，“新底层”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３０多年来经济社会运动的伴生物。所谓“存在就是合理”，只要这种东西“存在”的理由不消失，那么这种“存在”就是必然的。正像环境不卫生是苍蝇滋生的根据，既然环境不卫生，苍蝇的存在也就合乎“道理”了。我们十分同情“新底层”，希望他们的生活早日好起来，排斥性体制与垄断的专横，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两大障碍，因此，从政府方面讲，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地逐渐排除这两大障碍。但最根本的出路是增强“新底层”的自身力量。一是尽最大努力改变劳动力供求极端不平衡的态势。只有当劳动力的供求态势达到基本平衡或接近平衡时，弱势的劳动者才能够同压制他们的不公正制度与垄断势力作有效的抗争。我们常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既要体现出努力去发展高科技，使中国强大起来，同时又要有意识地去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方的兼顾，才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体现。二是努力增强“新底层”的组织性。目前“新底层”遇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后，只是采取个人反抗行动，多以失败告终，或采取极端对抗行为也无济于事，这是因为这个松散的“新底层”严重缺乏组织性。应该允许成立市、县级的各种协会，或叫俱乐部、恳谈会、协作会、同乡会、联合会等等，并教给他们合法的维权手段。这种“组织性”的强化，自然会大大提高他们话语权的分量。“新底层”必然会成为一股不断改进各种不合理体制的强大的有生力量。
    总之，对于“新底层”我们不能用完全消极的态度去看待它，因为，它是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伴生物，将在初级阶段中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我们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建议有关政策研究部门，将它立为一个长期课题，正确地引导它，使它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