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山东师范大学承办，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协办的“泰山学术论坛——全球化与道德教育专题”在山东师范大学成功举办。论坛特邀多位国内外知名道德教育专家分别就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与社会公正、21世纪的公民教育、教师德育专业化、中国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改革历程与思考、道德教育的文化困惑与文化选择等重要议题作了专题报告。

    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困惑

    全球化是大工业化的必然选择，英国利兹大学教育学教授奥德丽·奥斯勒指出，当不同国家的人在世界各个地方停留时，传统的文化道德就受到了挑战和冲击，传统的公民身份也需要被重新认识。某一国家主导的语言和文化代表了主导性，非主导的则会遭到排斥，每位个体在不同的国家停留时就会出现多重性身份。由于受历史文化的长期浸染，文化身份认同可以是非固定的，它动态地反映了一个个体身份的多重性，由别人眼中的我们及我们眼中的自己共同决定。公民身份的认同需要有情感、定位和实践三者的组合，其中情感的归属感作用非常重要，一个人对社区团体的归属感同时培育了责任感；公民身份的定位与公民的法律身份不同。法律身份是唯一的，但道德身份却是综合的。

    经济主义至上的思维模式和功利性价值观的高涨使当下的道德教育面临难题。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萍教授认为，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来分析，当代道德教育的缺失与迷失是与对道德本质的认识偏颇有关的，即过度夸大了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忽视了道德的内在价值。在经济主义成为强势话语的时代语境中，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日益受到重视。道德与功利性价值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市场化社会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心，迎合了人的物质欲望。重视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也为道德制度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但将道德必要性的基础建立在其外在功利性价值论证之上，自然隐藏着道德工具化的重大隐忧，道德功利化的思维方式不仅导致道德本质真义的消解，而且必然导致道德教育的本末倒置。

    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戚万学教授指出，道德教育面临很多问题，但追根溯源还是文化问题。文化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桎梏。只有从文化的视角关注社会问题、审视自身缺欠，道德教育才能真正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大潮中把握方向，焕发张力，担负起应有的文化使命；只有从文化的视角审度道德教育，才可能对道德教育的诸种特有现象与时代问题及其未来走向有一个相对完整而深刻的理解。

   道德教育中的矛盾与问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哲学荣誉教授德维特·鲍伊德对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的道德教育的问题与希望存疑。作为哲学家，他相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致力于在哲学框架下研究道德教育。但是，如果哲学框架有弱点的话，那么道德教育就会对学生造成严重的伤害。今天的北美正在尝试在自由主义的哲学传统基础上进行大部分的道德教育。自由主义对于道德教育真的是合适的理论吗？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善的答案。

    荷兰乌特列支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布拉格曼则对青少年时期的道德成因和反社会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道德自我认同的中心是对道德客体和主体的认识，更多的是自我对固定客体的认识和稳定性的个人认识。如果在道德认同上出现问题，在传统的家庭等社会关系之外有一种病态的无归属感及情感认识上的障碍，就会出现道德扭曲，两者间相互影响，有情感归属问题的孩子容易产生行为上的问题。如果家庭和学校对孩子的心理诉求不闻不问，孩子对父母及教师的依恋情感归属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反社会的行为。而在道德认知中，榜样有重要的作用，可认知、可学习。

    奥德丽·奥斯勒从人权角度出发审视学生的生活。她在考察中发现，虽然韩国2007年就开设人权教育课，但韩国学生认为自己整天处在考试中，考试制度是在残害他们。学校教育首要就是要学会相处，道德教育主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歧视与不宽容，包括对他人身份的承认和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作为社交场所，要让孩子们学会相处。但是在学校教育中，由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导致暴力问题的发生，比如在韩国，儿童暴力甚至升级为残害。

    本世纪初，中国思想品德课程进行了调整，“大德育”转向以个体道德品质建构为核心，同时包括政治价值观和法制精神在内。本世纪以来，初中思想政治课已由过去的按年级、分学科的单科形态调整为由相关领域知识构成，强调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学习起点，重视情感体验与行动能力的综合性课程，并更名为思想品德课。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德育学科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朱小蔓教授通过反思过去，希望十年课改后，有新的内容拓展和教学方法的革新。

    让道德教育走出中国特色

    文化的全球化，价值观的突变，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对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压力。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戚万学教授指出，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学校道德教育呼唤文化自觉：一方面，学校道德教育要对自己的处境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要在“自明”的基础上加强转型的自主能力，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在正确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并弘扬核心价值观。这才是道德教育走出中国特色的根本立场。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院长李荣安以新加坡为例，分析了21世纪的公民教育。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分为三个阶段：求存时期、效率时期、能力时期。政府的责任心体现在开始时是指导性的，其后是共享价值观，最后是批判性的。新加坡的学习效果让有自信的人自我主导，从思考型学校到学习型国家，再到个人的终身教育，教的少，学的多，这才是真正做到了强调个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檀传宝指出，教育性质保障与德育实效提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充分实现“教师德育专业化”。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教师德育专业化”这一命题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甚至普遍存在教师专业化的概念缺损问题。实现“教师德育专业化”，政府要建立与之要求相配套的制度以及完善的政策体系；大学应加强对“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和“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实践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学校可以探索建立“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校本模式，教师则应自觉做自身德育专业化的主人。 （记者 邢 霞） (第1345期 第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