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志晓，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
　　“对‘理论’这个东西,我到现在也搞不大明白。”我省理论研究领军人物商志晓如是说。
　　研究了大半生理论却不知理论为何物？这恰恰是商志晓最显著的“特点”。一个连自己从事的职业都打上问号的人，剩下的可能就只有疑问和探究了。几十年与理论学术为伴,即便已经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即便跻身93名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种种荣誉难以尽数，但盘旋在他脑际的，始终是那个大大的“问号”。置身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新时代，他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问题，用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解答，写就自己的理论人生。 
    没有人天生喜欢理论
　　没有一些学者惯常有的那种“自矜”的态度,商志晓一上来就说了句大实话：“没有人天生喜欢理论。”除了受家庭环境和生长环境影响的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是从小就喜欢理论或有志于投身理论研究的，他自己也不例外。他最早接触到理论是在初、高中时候,那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广播和报纸上经常有一些署名“梁效”的理论文章，都是大块头的，刊发之后还要组织大家学习。尽管对文章的内容懵懵懂懂，但在当时的情境下，难免对理论产生了一种“崇敬感”，觉得理论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东西，不是一般人所能触及的。当然现在看起来，这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时候理论被上升到了一种不正常的高度，完全跟生活、民众脱离，而成了一种类似‘圣言’的东西。理论不应该这样被看待。”商志晓说。
　　恢复高考后商志晓于1979年考上大学。那时候刚刚开完三中全会，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对哲学和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非常活跃。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产主义还能不能实现”等问题的争论上。虽然当时对这类问题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但就读政治系的商志晓还是敏锐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相继发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共产主义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必然性不可否认——驳“共产主义渺茫论”》等文章。这些文章让还是学生的商志晓在理论界崭露头角，但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这种强烈关照现实，致力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理论研究进路，影响了他的整个理论人生。 
    理论，真的“有用”吗？
　　理论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理论?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和功能?这是每个从事理论工作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而对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让他们困惑甚至怀疑理论存在必要性的问题，那就是：理论，真的“有用”吗？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选择不予回答或一笑而过,但喜欢“较真”的商志晓却认真地研究了这些问题，在《在思维的制高点上——对“理论”的新探索》、《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等著作中，他以理论自身为研究对象，对理论的本质、结构、功能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
　　这种看起来是就理论而理论的“纯”研究，很快就在现实中证明了它的价值。在邓小平理论的提出过程中，曾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当时理论界的一些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无论是理论的修炼还是实践的检验，都有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是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而邓小平文选基本上就是一些讲话、报告、谈话的汇编,怎么能称之为理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理论本身进行定义。他提出，过去我们认为理论需要有非常严密的逻辑，要遵循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应该有一个从形成到完备再经过充分检验的过程，如此才称得上是理论；但社会在加速度发展，我们的实践也在加速度发展，这就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也要跟上现实的脚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触及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对社会现实有指导作用，这样的认识概括起来完全可以叫做理论。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如果这么有用的认识都不能叫理论，那还有什么能叫理论呢？ 
    “算不上学问的学问”
　　正是在对“什么是理论”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前提下，商志晓成为国内最早提出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的学者。而对理论的重新认识，也为他后来的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坚定的指引，即:不否认也不看低“藏在故纸中”的学问，但那些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与社会实践息息相关的课题，才是众多研究课题中最重大、最紧迫，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
　　在这种认知促使下，商志晓从事了很多“在真正的学者看来算不上学问的学问”，比如党的建设研究。他最早提出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先进性建设；最早提出“把‘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从作风建设中剥离出来、作为一项独立的建设内容纳入党的基础建设序列之中”的建议，并被《求是内参》报送中央政治局等领导参阅，为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形成为五大基础建设，作了舆论准备和理论铺垫。这些研究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理论”，但对商志晓来说，却恰恰是他“理论人生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理论应有功能的”研究。因为党的建设不仅仅是党自身的问题，它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党的建设搞不好，各方面事业都会受到影响，更别提单纯的理论研究了。而关注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理应成为理论研究者的责任与担当。
　　当被问到目前的研究情况时，商志晓坦言，由于现在事务性工作越来越繁多，理论思考和研究的时间被压缩，只能是断断续续的，但“好在一直坚持下来了”。而“坚持”,应该就是他作为一名理论“老兵”的最佳注脚。